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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要服从大道理—— 读课文《格言教女》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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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地编辑出版了许多地方教材,把地方的特色文化融入到教材里,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反映本地的自然资源、人文思想、风土人情、民俗传统,教育学生传承先辈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全面地吸收历史中的智慧。对于帮助学生加强对家乡的了解,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学生消除各种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更好地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有的教材的课文内容也值得商榷,如松桃县将《格言教女》编写进廉政文化教材里,按照思想性、先进性、准确性的标准来看,就不很恰当。

 

 

  2009年7月,松桃县编写了《廉政文化进校园》(初中读本),并在当年秋季学期免费向全县所有初中学生发放,此后每学年向初一学生发放,并要求各中学将这本地方教材引入课堂,由班主任在每周班会课上进行教学,组织学生学习讨论。

 

 

  这本教材结合地方实际,以增强青少年学生理想信念、道德观念、法制意识为主旨,通过了解人物故事、互动等方式,把松桃历史上或现实中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人物故事生动展现出来。其中,第20课名为《格言教女》,讲述了松桃县本土历史代表人物唐桂馨以格言教女的故事。

 

 

  松桃历史上共有三位进士,唐家就占了两位。唐桂馨本人是松桃县蓼皋(城关)镇人,出生于1881年,光绪29年(1903年)以铜仁府铜仁县学籍考中二甲第六十五名进士,是松桃历史上第三位进士,当过清政府的度支部主事,辛亥革命后,于民国2年官派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在袁世凯总统府任参事,1941年从国民政府辞职,1951年病逝。唐的祖父唐世翼则是松桃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进士,考中三甲一百十名,担任过户部主事、浙江缙云知县,后来升任知府。

 

 

  在古代,贵州与中原关山阻隔,交流甚少,被视为“蛮天僰雨,鸟道蚕丛”的“天末”边邑,清初戏剧家孔尚任亦认为“黔阳(贵州)无人才”可言,是文化沙漠。因此,唐家出了两位进士,自然是松桃人的骄傲,值得大书特书,这就是唐桂馨的故事能入选本县《廉政文化进校园》(初中读本)的背景。

 

 

  铭记历史,不忘过去。客观地说,本土杰出历史人物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作用,其事迹选入地方教材理所应当。不过,以哪一种视角、哪一种标准去审视、评价历史人物,教育我们的学生,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慎之又慎,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历史的客观的眼光理解、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为基础,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个正确评价,进而以地方教材书本知识为平台,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促使学生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有机结合,从而实现用历史人物教育、引导学生了解过去,关注现在、启迪未来的教育价值,使历史教育的人文教化之功能“润物细无声”。

 

 

  但是,细细品味《格言教女》这个故事,却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

 

 

  初看起来,这个故事好像言简意赅,主人公唐桂馨品德高尚,他写的那些格言语重心长。认真思索之后,却觉得主人公唐桂馨作为松桃的地方代表性历史人物,他的经历放在松桃的地方历史教材里让人们了解无可厚非,但是,把这个故事放在这本廉政文化教材里,放在这个法制观念类别里,作为一篇教育学生遵纪守法的课文,却教人觉得文不对题、不伦不类。

 

 

  为什么这样说呢?作为教人“明礼知耻、崇德向善”的廉政文化教材课文,这篇文章有几处让人无法回避的历史硬伤。其中,既有站在民族立场、阶级立场的历史定位问题,也有历史事件的细节真实问题。

 

 

  一是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进退取舍的正义价值。

 

 

  这里要弄清楚一个事实,唐桂馨是一个向往光明,充满正义感的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他是不是因为不满国民政府所作所为而辞职的?

 

 

  《格言教女》课文中说,“唐桂馨1915年从东京回国后在袁世凯总统府任参事,后进入蒋介石总统府工作。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仁义存心,忍让接物,淡薄名利,逆境不馁,积极主张民主、民生、民权,并以此作为约束,自觉规范行为。因不满国民政府所作所为,于1941年毅然辞去职务,去天津女儿家过起了隐退生活,从此不再过问世事。”

 

 

  课文中,作者概括故事主人公的性格为“始终坚持仁义存心,忍让接物,淡薄名利,逆境不馁”,是一个典型的好人形象。既然唐桂馨一贯“忍让接物,淡薄名利”,而且能够在辞职后“从此不再过问世事”。试问,在总统府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中央大机关里,他是如何“积极主张民主、民生、民权”的呢?他留下哪些文字说明自己“因不满国民政府所作所为”而辞职呢?

 

 

  从唐桂馨的简历来看,他出生于1881年,“1915年从东京回国后在袁世凯总统府任参事,后进入蒋介石总统府工作”,“于1941年毅然辞去职务”。从袁世凯时代到蒋介石时代,从首都北京,到新都南京,再到陪都重庆,他在总统府工作时间长达26年。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孙两代均为清朝科举教育出来的进士,后来虽然在日本耳濡目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却依然抹不去自己内心潜藏的封建观念。也许,他有可能“不满国民政府所作所为”,但还不至于不满到非要挂冠而去的地步。如果心里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对执政当局的认可,在公务员就业、辞职、再就业、再辞职累见不鲜的当时,在人们对工作的进退取舍要随意得多的旧时代,他怎么会一直拖到1941年才辞职呢?

 

 

  要知道,1941年正是战火纷飞、物价飞涨的时候,他一辈子“忍让接物,淡薄名利”,此时怎么就忍不下去了,就不担心辞职后经济收入断绝而影响自己家庭的生活吗?难道,他真的是接受了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当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他毅然选择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背叛,保持自己的清白”,抽刀断水、急流勇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那么,唐桂馨是为什么辞职的呢?很简单,因为年龄原因,他申请退休了。

 

 

  出生于1881年的他,1941年正好60岁,按照国民政府1931年12月19日修订公布的《官吏恤金条例》,公务员“职10年以上勤劳卓著、60岁以后自请退休者。普通官吏终身恤金金额为其退职时俸给的五分之一”(《中国通史》第五节考试机构和文官制度)。课文中所说“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时间,正好也是在这一年,与他退休的时间相接近。这样,为了美化、拔高人物形象,在课文编者笔下,唐桂馨“因不满国民政府所作所为,于1941年毅然辞去职务”。但事实上,是他老了,自请退休了。

 

 

  二是国土沦丧、民族危亡时期的道德节操。

 

 

  唐桂馨是不是一个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感的仁人志士,值得我们大书特书、高山仰止?这里要先回答两个问题:他辞职(实际上是退休)后到哪里去了?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课文的第一段有一个简要描述,“去天津女儿家过起了隐退生活,从此不再过问世事。”

 

 

  中学历史课本讲得很清楚,他急流勇退的1941年,正值民国三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连天,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土沦陷了很多,沿海港口几乎全部丢失,外援无法进入,经济陷入崩溃,政府只能印钞票度日,国共两党带领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共度时艰、苦战救国。

 

 

  这一年,中国的战时首都设在大西南的重庆山城,这一年,唐桂馨从在重庆的总统府退休了,“去天津女儿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天津,正是日寇刺刀、铁蹄统治下的重要堡垒。他从国统区跑到沦陷区,是去干什么呢?是去做地下党,是去当游击队吗?不是,说得好听一点,是“过起了隐退生活,从此不再过问世事”;说得丑一点,就是去当亡国奴了。

 

 

  当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因缘际会,我们后人不能苛求当年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参加抗日队伍,都拿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是,我们留意他们的足迹,用他们的历史来教育我们的后代时,应该是以史为鉴,因事论人,以人论事,催人上进。

 

 

  从课文来看,在这个时候,唐桂馨干了一件让教材的编著人员瞩目的事情: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写格言教育两个女儿。这就是课文的题目,也是文章的核心:“格言教女”。

 

 

  格言的重点,是要求女儿常怀忧国之心,“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吗?不是。是要求女儿恪尽兴国之责,“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吗?也不是。

 

 

  他留给大女儿唐必嘉的内容是:“品诣常看胜我者,则愧耻自增;享用常看不如我者,则怨忧自泯;以仁义存心,以勤俭作家,以忍让接物,以恬淡养生。一念疏忽,是错起头;一念决裂,是错到底。安莫安于知足,危莫危于多言。勿吐无益身心之语,勿为无益身心之事。尽人事以听天命,天不能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退一步想,天地宽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人从欲,鲜克有济。以诚以恕,多福多寿。”这段话的大意是:“向道德高尚胜过自己的人看齐,就会让自己的愧疚廉耻之心增加,看到自己的不足;享受的时候,常常想到那些不如自己的人,那么心里的不平衡感就会消失了;要心里有仁爱,持家勤俭,待人接物能忍则忍,用平平淡淡的生活作为养生之道。因为过错往往是从一个小小的疏忽开始的。知足常乐,言多必失,所以不要说对身心无益的话,不要做对身心无益的事。凡事努力去做了,就没有什么事难得到自己,比不了最好的,但也比一般人要过得好,做事时能退一步考虑,就会觉得天地宽广。自己不想做的,不要强迫别人去做。”

 

 

  他留给次女(?其实是三女儿)唐必威的内容是:“不让古人,是谓有志;不让今人,是谓无量。心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身处逆境,必须用开拓法。意粗性燥,一事无成。知足能常乐,能忍自然安。世事让三分,天空地阔;心田培一点,子种孙收。慎寒暑,节饮食,省思虑,戒烦恼。存心忠恕,长乐永康。”这段话的大意是:“敢与古人相比,叫有志气;与现代人无谓地相争,是没有肚量。心志苦一点,肚量开阔一点,言谈举止谨慎一点,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身处逆境的时候,要有开拓精神,但也要平心静气不要浮躁。凡事让别人一点,自然会天地宽阔;培养一点良好的情操,会让子孙受益无穷。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无端焦虑,不要自寻烦恼。只要心存宽厚,必定会快乐健康,长命百岁。”

 

 

  从唐桂馨写给两个女儿的格言来看,此时的他心平气和、恬淡知足,教人“以忍让接物,以恬淡养生”,“知足能常乐,能忍自然安。世事让三分,天空地阔。”如果放在天下太平的时代,放在团圆幸福的家庭,这样的格言并没有什么不妥。

 

 

  须知,这是一个国破家亡、山河流泪、战火连天的时期,而不是一个歌舞生平、平淡如水、波澜不惊的年代;这时到处有铁骑雷鸣、刀枪并举,而不是晓风残月、雨斜风细;这时的神州大地到处有誓死捍卫国土的抗日英雄,而不只是甘当顺民良民的奴颜媚骨。面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有民族血性的人能够“以仁义存心”,“以诚以恕”吗?面对凶狠残暴、泯灭人性的侵略者,谁又能做到“世事让三分”,“能忍自然安”呢?

 

 

  面对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时代,将这样的格言放在廉政文化课本里,告诉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教育二十一世纪的初中学生,要他们廉政遵纪守法。

 

 

  试问,这是廉谁的政?遵谁的纪?守谁的法?是廉汪伪政权的政?还是遵守日本侵略者的法吗?难道,做日本人刺刀统治下低眉折腰的顺民良民,这就是我们应有的人生态度吗?

 

 

  三是抽丝剥茧、拂去灰尘后的历史细节。

 

 

  《格言教女》中有几处细节让人疑惑,需要我们深挖细找、详加推究。如格言写作的时间,以及还有没有其他格言等。毕竟,斯人不远,后代还在,可以一一查证,还原真实。

 

 

  首先,是唐桂馨有几个女儿?

 

 

  课文说“唐桂馨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必嘉,一个叫必威,都在天津组建了家庭。”课文中详细叙述了写给这两个女儿的格言。

 

 

  唐必威的外孙女李欣撰写了《盛开在天堂里的剑兰花---深情缅怀我的外婆唐必威》一文,其中指出,“外婆的父亲(即我唤作太外公的)姓唐名桂馨……”她说:唐桂馨的夫人,即“外婆的母亲名叫曾琮,与琼瑶的外婆是亲姐妹”。“我的外婆唐必威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共有姐妹三人。因为旧社会中女子地位极低,家中没有儿子会被人嘲笑,而我的太外婆为人很是好强,她发誓要让自己的三个女儿出人头地,不仅不做男人的附属物,而且比男人还要强,因此她的三个女儿均考入大学:我外婆的大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我外婆的二姐考入清华大学,我外婆读的是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的前身)……”

 

 

  身为嫡亲后代,李欣所撰写回忆长辈的文章,具有外人无可比拟的权威性、真实性。课文中说唐必嘉是大女儿,唐必威是次女即老二。从李欣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唐桂馨共有三个女儿,唐必威是老三,此外,还有二女儿,而且三姐妹都是当时少有的大学生。

 

 

  其次,唐桂馨是什么时候离开重庆到天津的?

 

 

  课文中说“唐桂馨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必嘉,一个叫必威,都在天津组建了家庭。” 并且指出,唐桂馨“于1941年毅然辞去职务,去天津女儿家过起了隐退生活,从此不再过问世事。”但从唐必威夫妇的简历来看,这个说法值得推敲。

 

 

  从《盛开在天堂里的剑兰花》一文中可以知道,三女儿唐必威嫁给了曾鼎禾。南开大学出版的《南开人物志》介绍:“1939年8月,在柯召的邀请下,曾鼎禾开始执教于四川大学”。“1942年2月,曾鼎禾与其妻唐必威携子来到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1949年8月,曾鼎禾与其妻唐必威女士和三个孩子来到天津,任教于北洋大学”。此后,唐必威“进入了天津师范大学地球物理系任教,直到退休”。

 

 

  这里讲得很清楚,唐必威一家先住在四川,1942年转到设在汪伪政权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1949年才来到天津。这说明,编者讲的唐桂馨1941年去天津女儿家,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女儿家不是老三唐必威的家。

 

 

  如果唐桂馨是与三女儿一家在一起,那他就不是1941年去天津女儿家,而是在1942年来到汪伪政权首都南京,直到1949年才随同来到天津。如果老大、老二两个女儿是在天津,那么,他就是到这两个女儿家里去了。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唐桂馨“于1941年毅然辞去职务,去天津女儿家过起了隐退生活”,在抗战正激烈的时候离开四川,他不牵挂当时还留在抗战大后方,直到第二年初才离开四川大学的小女儿一家吗?

 

 

  当然,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到天津,都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沦陷区生活,写这样教人忍让、没有多少血性的格言,总让人读起来不是滋味。

 

 

  再次,唐桂馨只给两个女儿写格言了吗?

 

 

  从常理来看,唐家三姐妹都是才女,是他自己教育出来的民国年间凤毛麟角的女大学生,唐桂馨给老大、老三都写了格言,他难道不留格言条幅给老二吗?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里对《格言教女》课文作一探讨,不是说唐桂馨错了,不能写这样的格言。我们不能强求前人,尽管他身在沦陷区,他没有当抗日英雄,但他也并没有当汉奸去奴役百姓。他写格言教女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如编者所说:“熟读那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人生的意义是颇有一番研究的。”

 

 

  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确我们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惟有铭记历史,知耻方能奋志。在弄清楚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后,再来看看这个故事,用历史大视野下的民族脊梁与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个人情操来作参照,很显然,唐桂馨《格言教女》的故事是不值得我们歌颂的。至少,这个故事放在廉政文化课本里,放在教育学生遵纪守法的栏目里明显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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